巴赫金死于１９７５年。他如今成了亡灵，但他依然是喜爱对话的亡灵。我猜想亡灵都是孤独的，四处漂泊的，尽管生前他们可能是集团主义暖巢里的好蛋。巴赫金生前是孤独的，然而他幻想和坚持的对话主义，不是被凶险的政治漩流所粗暴打断，就是因难以发表观点而无从与思想者展开对话。归根结蒂，作为生者与生者进行对话
萨特作为亡灵是后来者（他死于１９８０年）。萨特有一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间隔》），而巴赫金的一句名言是：“他人是自我最深刻意义上的朋友”（《应答的建筑术》）。令人叹惋的是，巴赫金写于１９１９年的哲学著作《应答的建筑术》，竟迟至他死后六十年（１９７９年）才得以出版，然而其哲学思想与《存在与时间》却惊人的相似，但远比海德格尔的要早，更比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要早几十年。因为文化专制主义的存在，萨特与巴赫金的对话，要他们死后才能同时双向地进行。是的，我听见了两个亡灵之间的辩论与对话。
看起来，两个亡灵思想家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他人就是地狱”，不仅夸张地表述了现代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隔膜的存在状况，而且深层次地传达了萨特对他人与自我关系的哲学理解：“每个人都与他人相对立，面对他人，行使自己作为个人的权利。”在独幕剧《间隔》（１９４５年）中，一个小旅馆的房间里住着三位房客。对其中一位房客而言，其他两位都是他人。房客加尔森挣扎着，使出浑身解数企图改变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但一切努力都归于徒劳。他最后领悟到：“在你们的印象中，地狱里该有硫磺、有熊熊的火堆，有用来烙人的铁条……呵，真是天大的笑话！用不着铁条，地狱就是他人。”在萨特看来，现代西方社会既没有魔鬼，也没有锁链和油锅，但只要他人在场就够了。萨特强调的是，他人具有将自我僵化为对象和客体的作用，类似希腊神话中美杜莎的目光。他人与自我之间不可能是互为主体的关系，而只能是“主奴关系”。因为每个人都力图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必然将他人当作客体或物。与之相对，巴赫金写于１９１９年的哲学著作《应答的建筑术》则认为，他人是朋友，他人是自我最深刻意义上的朋友。巴赫金的哲学思想的基础是对自我／他人的区分，这构成了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基石：自我／他人是一切差异的基础，从而也是一切对话的起点。自我不可能独立存在或者具有自足的本质。自我只有与一切异己的事物相联结才能成形、存在，因此自我可以看作是他人的馈赠和恩惠。有趣的是，生活中的巴赫金也是按照他的哲学行事的。在流放地萨兰斯克，他只能住在一所废弃的监狱里，他因此同一个住在地下室的小偷交上了朋友。这在萨特看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想象？我想，亡灵巴赫金会说：你的“地狱”一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我倒是觉得自我和他人的差异，有人间和地狱那么大也不要紧，这正是对话的基础呵。而亡灵萨特会说，照你的说法，“他人就是天堂”喽！哈哈。在我的阅读中，两个亡灵进行着对话，并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复调”。他们其实都表达了对人类自我和存在境遇的哲学思考。
应该说，弗洛伊德属于巴赫金的前辈了（他死于１９３９年）。但弗洛伊德的亡灵是否在等待与巴赫金的亡灵对话，谁也不知道。巧合的是，在他们生前的某一时期，巴赫金与弗洛伊德走的路正相反，当弗氏从生理学迈向哲学之时，巴赫金正从哲学走向生理学。就个人命运而言，弗洛伊德是犹太人，晚年深受德国纳粹的残酷迫害，不得不从维也纳流亡伦敦，最后客死异乡；而巴赫金几乎终生生活在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下，并在１９２９年遭到逮捕，并被流放到哈萨克的库斯坦奈。斯大林死后，不少受迫害的死者和幸存者都恢复了名誉，而巴赫金却无法从流放地萨兰斯克回到莫斯科，据说是因为他从未正式受到指控，也就是说他的头上没有任何正式的罪名。他成了一个没有罪名的罪犯。当然，巴赫金本人也没有积极谋求平反，这似乎也让人奇怪。我猜想，弗洛伊德的亡灵一旦见到巴赫金的亡灵，就应该问问他这件事，探究一下它出自怎样的无意识黑箱。我佩服弗洛伊德对无意识领域的探索，有人称之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但巴赫金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涉及弗氏的精神分析说，更重要的是指谬苏联某些心理学家，他们力图将精神分析学说荒唐地纳入马克思主义心理学框架中。看来，弗洛伊德的亡灵听后肯定会大笑不止。
那么无意识究竟属于生命本能还是属于意识？巴赫金抨击了弗洛伊德对性的非历史的强调以及纯粹生物本能的坚持。他指出，无意识与意识之间，不是两种实在之间的差别，无意识并非生命本体，而是意识的不同变种。无意识也是一种意识，即便它是对生命本能的意识。因而它属于一个没有受到认可的、被压抑的领域。这是有道理的。但弗洛伊德肯定将反驳巴赫金将“无意识”称为“非官方意识”，而将“意识”称为“官方意识”。因为这样一来，多元的“意识”便被简单分类了，再说，存在的“意识”未必一律属于官方。巴赫金认为，官方意识形态具有完成的、稳固的性质，而与之对立的是个体的“行为的意识形态”，它具有未完成性、未定形性，是更为活跃的变构意识形态的力量。这恰恰是对话主义的基础。这正像巴赫金本人展露给世人的形象是自相矛盾的一样，他的公开活动与他私下的精神生活是不一致的，因而他的整个形象是难以捉摸的和暧昧的。比如，他在不同语境的著述中操作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语汇：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还有斯大林主义的、形式主义的，以及他自己的对话主义。因此，他的不同面目便相互矛盾地从不同文本中浮现出来，如果放置在一起就成了“杂语”，甚至成了“复调”。不过，作为亡灵的巴赫金就单纯多了，不必再让亡灵们陷入迷津之中。
就亡灵的向往而言，我想巴赫金最想见的亡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２１～１８８１），尽管他们相隔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巴赫金一生都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巴赫金的思想，而陀氏的小说也因巴赫金而焕发出新的美学生命。如果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这本书带给作者的命运来看，那么更富戏剧性的是，１９２９年的第一版，从流放索洛维基集中营的威胁中挽救了巴赫金的肉体生命，而１９６３年的第二版，则从被遗忘的角落挽救了他的思想生命。陀氏与巴赫金的命运庶几相同，他差点在谢苗诺夫斯基校场被行刑队枪决，后被减缓为流放西伯利亚。并且他们有着相同的思想倾向：“二人都深思俄国东正教那些偏激的反论，都设法调和对欧洲文化的深情与对原子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憎恶之感。”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亡灵更想与巴赫金的亡灵会面。巴赫金显示了作为批评家的真正本色和杰出才能，并因此而发掘出一个全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之前，有不少批评家只取陀氏小说中的某一点，或者某一个声音当作陀氏自己观点的代表，如同瞎子摸象一样。这造成了对陀氏小说的片面理解，甚至贬斥与攻击。有趣的是，巴赫金以陀氏对待笔下人物的平等方式对待其他批评家，他在书中陈述这些不同的观点并将之并列，让它们之间的冲突来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性。他认为，陀氏创立了作者与笔下人物的一种独特关系，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奴隶，而是自由的思想主体，“他人的我，不是作为客体而是作为另一个主体”，因而陀氏的小说世界别具一格地拥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时空，它是对话性的、双向流动的，因而是未完成的、敞开的时空。“小说人物并不像蝇虫那样被固定在整个文本的琥珀之中。”陀氏与小说中人物的关系，类似基督与人类的关系，而不是上帝与人类的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基督被证明做过错事，但他仍然愿意同基督在一起。陀氏正是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基督一样，平等、仁爱并放弃至高无上的特权，而降身于他的作品和被创造者之中。这是他与福楼拜的不同之处。福楼拜认为，作者像耶和华一样能够对笔下人物行使一种旧约中的权力。那么，怎样表述巴赫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关系呢？作为生者的巴赫金与作为亡灵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携手建立了一种超语言学，一种对话或复调的美学。在我看来，巴赫金正是陀氏所说的那种“人身上的人”，同时也类似于陀氏小说《孪生兄弟》那样的关系。我想，两个隔世的亡灵一旦见面，肯定将有更多的话要对谈，连同他们的苦难和悲哀，都将作为对话的因素产生出新的意义来。
不管怎么说，巴赫金最终要从“人身上的人”，变成“亡灵身上的亡灵”。那么，这时的巴赫金仍爱读《十日谈》里那个“夏泼莱托先生如何变成圣夏泼莱托”的故事吗？一个奸商死后被修士封为圣徒，香客们于是纷纷去朝拜那无比神圣的墓地。这个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除了对他所处的时代是妙不可言的讽刺外，其中也包含了民间的狂欢化和恶作剧的意味，巴赫金坚信狂欢化能将绝对的、权威的一切颠倒过来，并撕破给世人看。在巴赫金临终之前，他要人再给他重读一遍这个故事。这是意味深长的。在我看来，在极端“独白”的专制时代，作为生者的巴赫金，其实已不止一次作为亡灵而存在了：他是一个喜欢质疑与对话的“亡灵”，一个被当局勒令不准居住在莫斯科周围一百公里内的可疑“亡灵”。这个亡灵，甚至被剥夺了在当地学校讲授俄语的权利而成了语言的亡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卫国战争期间他只能讲授敌国语言――德语，并且是使用德国人空投到城中的传单作为课本。与此同时，他在瓦吉诺夫的一部叫《山羊之歌》的小说中提前死过一次：那位酷似巴赫金的哲学家自杀身亡了。
因此，亡灵之于巴赫金而言，正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的独异思想所造成的。不论他是作为“人身上的人”，还是“人身上的亡灵”，乃至“亡灵身上的亡灵”，他注定既是那个另类的“他人”，又是这个和而不同的“自己”；他注定只能作为两种相互差异的亡灵流浪于阳间和阴间了。只是阴间也像流放地库斯坦奈那样暴风肆虐吗？当亡灵们在屋外行走时，他们也必须抓牢绳索以免被大风刮倒吗？
（《米哈伊尔・巴赫金》，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２月版，２４．００元；《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４月版，１９．５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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